有一句话在温州民企老板中颇为流行:“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一个个破产重整的案例,让企业看到了新希望。
2015年,温州市审理的破产案件约占全国总量的10%。温州正在探索用市场化方式推进企业破产重整,化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资不抵债、企业主跑路、担保等风险。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述政府人士认为,这与温州经济以民营企业、小微经济有关,有先发先觉、先行先试、先走出来的特点。
温州破产管理人协会名誉会长周光回忆起2011年到2013年那段时间仍心有余悸:“2011年是我们温州人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份,那一年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风波,老板失联跑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跳楼自杀。”
上述政府人士介绍:“经济脱实向虚,没有守住主业,没有真正转型升级,民间资金过度繁荣,信贷投放过猛,杠杆放得过高,企业过度举债。资金链条断裂后,大量企业陷入困境。”
温州房价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又一见证。“温州市区现在的房价是一万八九。这是什么概念?2010年前后涨得高的时候,房价是三万四五。”
更极端的例子是:“有少量的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亏损到什么地步?过去十年来在温州赚的利润,就这两三年全部亏了进去。”
大量的僵尸企业随之出现,就像一个个毒瘤,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温州市多方形成共识,必须通过推动企业破产来去除经济发展的毒瘤。
推动企业破产并不容易!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建新是温州民营企业破产重整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深有体会。
不仅当事人不愿意,法院也有畏难情绪。“为什么?我办一件破产案件的时间很长,其他普通的诉讼案件,几十件、上百件都办掉了。从法院的政绩角度来讲,也不愿意。”
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僵尸企业处置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具体处理时各方要利益共进退。“总结了四句话:就是企业担一点,银行让一点,政府帮一点,司法快一点。”
“比如这次处置僵尸企业,要不要提名单?我们只能找出来一两家,大量是民营的,所以这时候市政府就不适宜决定企业生死。企业生死是债权人的事,是企业主的事。市政府的帮扶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生死,而是协调。”他说。
推动破产企业重整,采取创新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在市场出清的同时最大限度盘活资源,原先“烫手”的破产企业吸引了不少新的投资者的目光。
当新的战略投资人、现任中城集团董事长汪一心看到招标机会时,他没有多少犹豫,就看中了中城在建筑行业取得的特级资质。
“在温州,中城是我很向往的一个资质平台。我在建筑业十几年,从三级做到二级,花费的时间大概有五到七年。要做到特级,我这样的年纪根本达不到。这次中城破产重整给了我一个机会。”
破产重整案的律师瞿韶军介绍,中城集团当时债务关系复杂、数额巨大,他们用清算加剥离的方式重整,先算清它到底欠债多少。
2012年,温州的百年老店海鹤药业也深陷民间借贷泥淖,资不抵债,依法须进行破产清算。可是一旦清算,企业的无形资产就可能消失,一些当地人熟知的老字号药品也就没了。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发出后,拥有5项GMP、51个药品文号的海鹤药业吸引了不少知名实力药企的关注。云南白药(000538,股吧)、碧生源等企业都表现出了对海鹤药业的兴趣。
但海鹤药业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让投资者望而却步。担任海鹤药业破产管理人的律师周光想到了“债转股”的办法,让企业维持经营。
“我们当时把这个企业通过债转股维持下来。这个方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也得到全体债权人的通过。债转股以后,通过公司化治理,实际上管理人在那里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是正常进行的。”周光称。
债务变股份,海鹤药业平稳进入过渡期之后,企业引来新的战略投资方,终于迎来了新生。“到2014年6月份,我们引进战略投资人,进来以后,企业搞得非常不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过去生产的规模。”周光说。
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员总结:“坚持分类处置,一企一行一策是温州市政府处理僵尸企业的一个原则,不能搞一揽子政策。”
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员坦言,处理企业破产,最难的是协调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在不少企业的破产案件中,银行都作为企业的最大债权人出现。徐建新介绍:“在债权人会议中,银行债权人对涉及债权人表决的事项很少投同意票,一般以投反对票或者弃权居多。”
“第二点是付偿程序时间较长。因为付偿案件涉及到债权金额大,债权任务多,案情复杂。案情审理周期很长,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收回速度缓慢。我们这里有好几个案件,都是破产以后案件审理很慢。
第三点是企业‘假破产’,想拖延时间,假破产真逃债。有些企业动用了各种手段,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借此拖延债务清偿时间。这样因为破产立案以后,企业就把利息暂停了。”
徐建新认为,银行债权人行使表决权遭遇体制障碍。目前银行内部管理上缺乏破产应对机制,即地方分行没有同意通过重整计划的权限,审批权限在总行,上报程序过于繁琐。
接手了中城集团的汪一心如今面临新困扰:旧中城集团的不良信用记录记在了新企业的账上,这使他无法获取银行贷款,只能靠股东自己出资维持资金需求。
“一个标的3亿的工程,以前我们只要有300万,银行就能给我们出具3000万的保函,现在我们要自己出3000万。”
信用无法修复也让他的企业向外扩张受阻:“因为信用不良,我也没办法去杭州、上海开展业务,这样一来特级资质也派不上用场。”
由于破产重整后,企业的组织机构码不会变更,旧有企业的信贷不良记录、税务记录都将被新的企业承接。银行、法院、政府都认为,如何进行企业信用修复是目前推动企业破产重整中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时期,担保链也在温州表现得非常突出。温州政府部门人士建议,应该修改担保法。
此外,担保责任界定也需要考虑。“按照现行担保法,所有的担保合同都是百分之百的无限追索。一个担保圈上就那么两三家好企业,无限追索两三家好企业也就完了,不真死也得假死,企业只能转移资产。”上述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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